时珈一听得很认真。库兹涅佐夫没有用那些虚伪的“绝对安全”来敷衍她，而是坦诚地告诉她。核能是一把双刃剑，甚至是一场豪赌。
其实他已经想到了之后的发展，但是他没有办法阻止，只能顺应时代。或者就像他说的，在毁灭降临前，去寻找生路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总能在这位院士身上，看到一种时代巨擘的厚重感。
在不考虑国籍的情况下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篇史诗。
“院士，谢谢您为我作答。”
在两人聊这个话题的过程中，彼得罗夫坐在角落里，嘴角忍不住抽了抽。
他本来还想在插嘴一下，结果发现这两个人似乎已经完全忽略掉了自己的存在。
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不想再看见库兹涅佐夫方才那样的眼神。
自认为对老师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他，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，并顺手带上了门。
房间里的两人确实没有察觉他出去的动静。
这时，库兹涅佐夫朝她眨了眨眼，眼底闪过一丝促狭：“剩下的问题和想法呢？”
如果说一开始，他是因为时珈一是彼得罗夫的学生才勉强挪出时间，那么现在，他是真的被这个女孩勾起了探讨的欲望，想听听她还能抛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观点。
时珈一醒神后，又继续问：“关于材料那块我不太了解，关于控制论，我也有一点困惑。”
她想起自己国家的那位钱先生：“1954年的时候，华国的著名科学家钱先生在美帝出版了《工程控制论》，也是第一次把控制论从哲学争论拉回到工程应用的层面。”
“他提过，控制应该成为工程师手里的工具。”
“但我疑惑的是，我们造出了越来越复杂的系统，可人类大脑的认知极限，真的跟得上技术爆炸的速度吗？当系统复杂到超出我们的理解边界时，我们该如何掌控它？”
这个其实是时珈一再给他出难题，作为穿越者，她太清楚未来控制论会如何势不可挡地发展。
她不是在否认技术进步，而是在质疑“人类认知能力”与“技术复杂性”之间的进化时差。
而此时库兹涅佐夫点了点头，语气里透着毫不掩饰的敬意：“钱先生的《工程控制论》我读过。1949年他还在麻省理工的时候，我就看过他关于摆动的陀螺仪那篇论文。他的贡献在于，把控制论从维纳那种哲学式的畅想里拉出来，变成了工程师能用的数学工具。”
回忆完这段往事，他重新看向时珈一，深深一笑：“你说得其实很对。我们确实跟不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总想用简单的规则去控制复杂的世界。但世界不是机器，世界是活的。”
“不过，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故意卖了个关子，开了个玩笑：“你知道火车刚发明的时候，鹰国人怎么说的吗？他们说，这东西跑得这么快，人的器官会不会从嘴里飞出来！”
时珈一：“.......”
她突然明白库兹涅佐夫要怎么说了。
果然，不出她所料，库兹涅佐夫继续说：“其实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觉得自己造出来的东西太复杂了。1820年代的火车司机，觉得火车比马车复杂一百倍。1890年代的电厂工人，觉得发电机比蒸汽机复杂一百倍。1920年代的飞行员，觉得飞机比汽车复杂一百倍。”
“但他们后来都跟上了。原因不是因为变聪明了。是复杂本身，被重新定义了。”
“当你第一次看到一台发电机的时候，你觉得它复杂得像一团乱麻。但当你学了欧姆定律、学了电磁感应、学会看电路图之后，那团乱麻就变成了一堆电阻、电容、电感的排列组合。复杂的东西，被简化成了少数几个概念的重复使用。”
“所以，不是因为我们在追赶复杂，而是复杂会随着我们的研究降维。”
“越是复杂的系统，越需要模块化、标准化、抽象化。”
“这就是你说的那位钱先生在做的事情，他把控制问题抽象成了输入-输出-反馈，这个抽象本身，就是把千变万化的复杂系统，简化成了一个统一的框架。”
库兹涅佐夫笃定断言：“所以，也许你现在觉得复杂到无法掌控的东西，二十年后，你会觉得它理所当然。就像你现在觉得乘法表理所当然一样。”
“当然，这不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！作为个体，我们永远跟不上。但作为群体，我们永远跟得上。”
时珈一静静地听着，心底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
她问了一个属于未来的问题，而库兹涅佐夫，用属于未来的发展逻辑，给了她一个完美且极具前瞻性的回答。
不可否认，人类是群居动物，人类的文明都是群居中通过想法碰撞而产生的。
控制论这个问题，在往后的发展中，确实是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定义。
她决定换一个问题：“那院士，您曾经说未来二十年你在演讲台上讲的这些都会实现，那有没有什么研究，您曾经觉得会实现，结果没有？”
这个问题让办公室安静下来了。
最起码时珈一就没料到库兹涅佐夫会出现这么长的沉默。这会儿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他赶出去了。
就当她准备开口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时，库兹涅佐夫突然叹了叹气。
“你问得非常好，时珈一同学。”
他揉了揉额头，其实跟一个年轻的姑娘讨论曾经的愚蠢，如果是年轻的他肯定不会这样做，但是这会儿的他，却不会隐瞒。
因为不经历过失败，永远学不到教训。
“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多，1930年我曾相信飞艇是未来，投入多年研究，结果兴登堡号事故一夜之间终结了这个行业！”
时珈一恍然，1937年，兴登堡号在空中烧成一团火球，36人死亡，当时几乎全世界都在直播这个画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