残冬的寒意还死死扣着京城，农历二月的风裹着碎冰碴，刮在脸上生疼。湖面上大片冰才刚开始化开，一块块灰黑色浮冰在水面缓缓漂移，岸边柳条依旧光秃秃，只隐约鼓出一点嫩芽。
下午五点，天色暗得快。一个戴着大帽子、戴着大罩的男人，慢悠悠骑车进了北海南门，他不直奔湖边，而是沿着湖岸绕了半圈，时不时侧头用余光扫身后。
湖边长椅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。
一身洗得发白的深蓝中山装，袖口磨出细毛，气质斯文内敛，手里摊开一本《人民画报》，指尖轻轻搭在纸页上，姿态闲散，像是避风歇脚的普通文人。
他叫陈敬山。
苏联侨眷出身，常年帮使馆做古籍装帧、画宣传插画。
长椅另一侧空着。
那个男人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缓缓走近，棉大衣领口紧绷，面色沉静。他停在长椅边，好像随意歇脚的样子，自然落座在长椅的另一头，目光平视前方结冰的湖面，丝毫没有侧视对方。
风声簌簌，盖住了人声。
男人趁着拢围巾的动作，将折叠到极小的纸条顺着长椅缝隙滑了过去。
陈敬山指尖微动，悄无声息收走纸条，目光依旧落在画报上。
两个人没有任何语言上的交流，甚至都没有对一个眼神，就完成了一次重要情报的交接。
几秒后，男人率先起身，拉紧棉大衣，推车缓步离开。背影消失在暮色冷风里。
长椅上，陈敬山又静坐良久，才缓缓合上画报，若无其事起身，混入稀疏人流。
晚上，一辆二八大杠顺长安街往东，接着拐上了一条更窄的马路。
还是那个男人。
他要去的，是东城一家不挂牌的招待所。那里住着一个从东京来的“民间友好人士”，身份是某商社的“驻华代表”，名叫松本。
松本不是第一次来了。过去一年多，他借着中日贸易的渠道，频繁出入北京、上海、广州，身份干净，履历清白，在日本商社的驻华机构里，这样的人不止一个。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，日本商社和金融机构迅速向中国大城市渗透，明面上是做贸易，暗地里的勾当，谁和他们有勾连谁知道。
日本商社的情报网络之密、之深，早有定论。
三井物产早在1971年就建立了环球通讯系统，遍布世界的分支机构和电传机网络昼夜不停地传递信息。而松本所在的商社，正是其中之一。
松本此行的“任务”，是了解中国北方几处重点工程项目的技术需求，名义上是为了“帮助日本企业更好地参与对华出口”，实际上是接受各个非正渠道传递过来的情报。
车子停在了招待所的后院。男人从侧门进去，沿着一条铺着旧地毯的走廊走到尽头。松本的房间在二楼拐角，门虚掩着。
男人敲门进去的时候，松本正坐在窗边的藤椅上，手里端着一杯温热的茶。他三十七八岁的样子，中等身材，穿一件灰色的毛衣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看起来像个大学讲师。见男人进来，他站起身，微微鞠了一躬，用流利的中文说：“韩桑，辛苦了。”
男人没有寒暄，在桌子对面坐下，从口袋里掏出那折成四折的纸，放在桌上，推过去。
松本拿起来，展开。
他的目光落在纸面上的第一行字时，嘴角还挂着那种习惯性的、礼貌的微笑。那微笑保持了一秒，两秒，第三秒的时候，像被人从后面猛地扯掉了面具，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。他的手指先是微微收紧，然后猛地攥住了纸页的边缘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他的呼吸停了半拍，然后又停了一拍，胸口起伏的节奏乱了，像一台被人猛敲了一下的仪表。
他的眼睛在纸面上飞快地扫过去，又扫回来，来来回回看了三遍。每看一遍，他脸上的血色就褪一层。那张平时被金丝边眼镜衬得斯文而从容的脸，此刻像一张被揉皱了又勉强展开的纸，上面的线条全乱了。他的嘴唇动了一下，想说什么，可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没有发出声音。
他抬起头来，看着面前的男人。那副金丝边眼镜后面，那双平时总是半眯着、带着一种温和笑意的眼睛，此刻瞪得浑圆，瞳孔缩成了针尖大的两个点，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翻江倒海地涌上来，搅得那眼珠子都在微微发颤。
“这……”他终于挤出了一个字，声音又干又涩，像是从嗓子里硬拽出来的，“这个……你确定？”
男人站在桌子对面，手插在棉猴的口袋里，脸上还是那副不慌不乱的表情。
“我们老板的消息有过一次不靠谱的吗？”
松本又把目光收回到纸上，重新看了一遍。然后毫不避讳地打开壁角的保险柜，从里面取出五根黄澄澄的金条：“这个，请您带回去！以后滴，还请多多关照！”
男人叫韩志远，住在城北一条很窄的胡同里，一间半的平房，门口搭了个油毡棚子，棚子底下靠着一辆半旧的二八大杠。邻居们管他叫“小韩”，知道他在街道上接些零活，帮人跑跑腿、送送货、有时候去火车站接个站、有时候替人排队买点紧俏东西。
他三十多岁，话不多，脸上总挂着一副和气的笑，谁家搬个东西、换个煤球、看个门，他都能搭把手。没人觉得他有什么特别，也没人问过他到底靠什么吃饭。
韩志远回到城北那条窄胡同的时候，天已经彻底黑了。
他把二八大杠支在油毡棚子底下，进了屋，拉亮那盏十五瓦的灯泡，昏黄的光照着这间半的平房。靠墙一张单人床，床单洗得发白，枕头边摞着几本旧杂志。窗下一张三屉桌，桌上一只搪瓷缸子，缸底还沉着前天的茶锈。他把五根金条随意丢在空着的咸菜坛里，然后坐在床边，点了一根烟。
烟抽到一半，他拉开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。抽屉里有一张折了角的旧照片，黑白底，边缘发黄，照片上三个人——中间坐着一个穿长袍马褂的老头，左边站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中年男人，右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。那男孩是韩志远。老头是他爷爷，中年男人是他爹。
爷爷是汉奸。这话他从七岁起就听街道上的人念叨。伪满时期爷爷在县里当过商会副会长，给日本人筹过粮、征过工、收过金。日本投降那年，爷爷被国民政府判了刑，死在监狱里。他爹没沾过日本人的边，可接过爷爷的生意，开过一家纺织厂。公私合营之后他爹还算太平，可到了三反五反，有人把爷爷的旧账翻出来，说他爹“继承汉奸遗产、剥削工人”，厂子收了，人送到农场劳动改造，后来死在农场里。那年韩志远十二岁。
从十二岁起，“汉奸的孙子”“资本家的儿子”这两顶帽子就扣在他头上，摘不掉。上学时同学躲着他，工作后单位里没人跟他交心。他不怨谁，怨也没用。可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——他得活出个人样来，他不能像他爹那样窝窝囊囊地死在泥里。他铆着劲干活，可铆着劲干活也换不来一个好脸色，他走到哪儿，那顶帽子就跟到哪儿。
直到“一个贵人”找到他。
那个贵人，姓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