赤水河两岸山林密布，地形复杂。
1935年春天，顾长柏就是站在赤水河畔，亲眼见证了这场后来被称作军事奇迹的四渡。
他不是没有见过大兵团作战的人，也不是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将领。但当他眼睁睁看着～军像一条被打散又迅速重组的蟒蛇，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大山里来回腾挪，几万大军如臂使指，几夜之间便从敌人的合围缝隙里穿过，硬是跳出了四十几万追兵的包围圈。
“这是什么部队？”他当时对罗云冬说，“这不是用脚走的，是用钢铁的意志在走。”
罗云冬站在他身后，也被震住了。
后来他们从当地土民和逃散民夫口中拼凑出～军四渡的完整路线，在地图上反复推演，越看越心惊。
一渡赤水西入川南扎西，完成整编；二渡回师黔北，打下娄山关，重占遵义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，摆出北渡长江假象，把追兵引向古蔺、叙永；四渡折返，向南疾进，抢渡乌江，前锋直逼贵阳。
当时贵阳城防空虚，蒋校长正在城里督战，闻讯大惊，急调滇军东援。
结果～军虚晃一枪，甩开追兵，从黔西南直奔云南，在皎平渡巧渡金沙江，彻底跳出了包围圈。这一整套动作，环环相扣，虚实相生，每一步都正好踩在追兵决策的盲区上。
“薛伯陵他们追了个寂寞。”顾长柏后来在一次军部会议上，把四渡赤水的路线图挂在黑板上，对在场的将领们说，“你们以为～军是被追着跑？错。他们是在牵着几十万中央军的鼻子走，他们现在只是没有足够的装备。我们这边每次开作战会，参谋们把最新的侦察情报摆出来，大家一看，～军在扎西，追过去，他们又回遵义了；刚追到遵义，他们又到川南了；气得在贵阳坐镇的校长，急调部队回援，结果～军已经到金沙江边了。你们知道这叫什么？这叫运动战的最高境界，你打你的，我走我的，让你跟着我的节奏转，转到你自己乱了套。”
台下的将领们听得鸦雀无声，有几人的脸色极其难看，这是被指着鼻子说教了。
“还喜欢阵地战吗？还认为你们无敌到不可战胜了吗？”
对顾长柏而言，这种“铁一样的纪律”和“绝对的机动”，是比任何新式德械都更让人动容的战斗力。中国士兵是最能吃苦的，缺的从来不是腿和命，而是指挥和纪律。～军让他看到了另一条可能。他甚至不止一次对罗云冬说，如果有一天中国军队都能有这样的行军力和纪律性，日本陆军的机动作战，也就那么回事了。
罗云冬知道，这句话平日里谁都不信，但从顾长柏嘴里说出来，必然有道理。
就在四渡赤水前后，蒋校长于三月初从重庆飞抵贵阳。他来贵州，名义上是督战，实际上是借着围堵～军的机会，全面渗透西南。
顾长柏在贵阳见到了他。蒋校长脸上没有太多表情，甚至带着点亢奋后的疲惫。
他告诉顾长柏，要在重庆设立行营，统一指挥川滇黔各路军队，贺国光的参谋团已经入川了。
顾长柏一下就听明白了，这是要下手了。
蒋校长对西南的巡视极有条理。他检阅了各路黔军、川军、滇军，摸清了各部的家底。
王家烈的黔军被当场点验，士气涣散，装备陈旧，一个个烟容满面。
川军还算能战，但派系林立，军令难以统一。
滇军走得最整齐，龙云虽然名分上服从中央，可滇军上下都带着一股子自家人的骄傲。
顾长柏跟蒋校长一起看过几场检阅，私底下对罗云冬感慨：“校长的眼睛毒。西南这三路诸侯，哪一路该收、哪一路该压、哪一路得先稳住，他站在检阅台上看一圈就全明白了。”
罗云冬说：“那贵州的王家烈……”
顾长柏摆摆手：“王家烈？现在是校长的盘中餐了。”
后来的事顺理成章。王家烈被逼下野，黔军被缴械整编。
蒋校长在贵州成立的绥靖公署，直接由中央派人掌控。没过多久，他又飞成都、重庆，勘察四川的山川关口，对川军的虚实了然于胸。
他看中了四川易守难攻的盆地地形，也看中了西南群山适合做长期抗战后方的天然条件。
他在给顾长柏的电报里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：“日本若南侵，我当以四川为根本，经营西南为最后堡垒。”
刘湘也不是傻子。他知道蒋校长吞掉贵州之后，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四川。
可川军刚在六路围攻四方面军的作战中惨败，主力损失极大，光靠硬顶根本顶不住。
于是他想出了一套“送客式”策略：表面上配合中央剿共，实际上绝不跟～军硬拼，只派兵把守川南川西的要道，做个样子。对外称“保卫桑梓”，对内则是保存实力。
他还暗地里派人联络广西李综人，试图搞一个西南反蒋同盟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顾长柏在贵阳、重庆跟刘湘都见过面，对这个“四川王”的评价是：“精于自保，短于大局。将来真要打日本，他或许能当个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，甚至可能因为自己的小算盘而耽误……。”
刘湘手下有人向顾长柏求教，问西南到底该怎么经营。
顾长柏就一句话：“先把公路修起来。没有路，一切免谈。”
当时西南几乎没有像样的公路网，从贵阳到重庆，卡车要走很多天，雨季泥泞不堪。长江航运倒是能通到重庆，可再往上就断了。
将来沿海失守，兵员和粮弹全得靠陆路西运。若没有公路和渡口，大后方就是一座孤岛。
蒋校长显然也看到了这点。他亲自勘察了金沙江、大渡河、乌江等天险，还坐着飞机巡视了西昌、叙永一带，目的之一就是评估川滇黔之间的交通情况。
同时，蒋校长在成都给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下了手令：沿海兵工机器秘密向川黔迁移。
顾长柏在重庆的会议上对俞大维说：“这是校长这几年来最英明的一道命令。武汉、南京的兵工厂，必须尽早迁一部分进来，晚了就来不及恢复生产了。”
俞大维深以为然，此后便着手布置兵工厂内迁事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