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十五年八月，鄂南的暑气被连日暴雨浇得褪了三分，却把汀泗河的水位催得一天高过一天。河面上漂着被冲断的竹筏、农家的木盆，偶尔还能看见泡得发白的牲畜尸体，顺着浊流撞在铁索桥的桥墩上，发出沉闷的“咚、咚”声。
沈砚之站在距汀泗桥五里地的指挥部门口，军靴上沾满了黄泥。这座由几间废弃农舍拼凑而成的指挥部，此刻被电报声、参谋的喊声和门外伤兵的填满。他手里捏着刚从前线送回的急电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电文只有寥寥数字：“正面强攻受阻，敌据险死守，我第四军伤亡逾千。”
“军座，唐生智的第八军还在咸宁磨蹭，说铁路被毁，迟迟不进。”参谋处长擦着汗，声音里带着焦躁，“吴佩孚的嫡系陈嘉谟、宋大霈部已退守贺胜桥，若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