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十五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。
都到了三月尾巴上，昆明的风还是冷的，吹在脸上像刀子片儿似的，刮得人睁不开眼。讲武堂操场上的梧桐树光秃秃的，枝丫戳着灰蒙蒙的天，像是谁用毛笔在宣纸上胡乱画了几道。沈砚之站在操场边上，看着新入伍的一批学兵在泥地里摸爬滚打，心里头盘算着另一件事。
南边来信了。
信是孙先生从广州寄来的，在路上走了小半个月，送到他手里的时候信封都磨破了边角。信里头话不多，只说北伐在即，望他“整军经武，以待时机”。这八个字沈砚之翻来覆去看了不下二十遍，每看一遍心里就热一分。十三年了，从宣统三年他在山海关点起那把火算起，整整十三年。清廷倒了，袁世凯死了，北洋军阀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这国家还是四分